委內瑞拉制憲權背后：玻利瓦爾革命、查韋斯主義與羣眾力量

譯者按：查韋斯主義是委內瑞拉自1999年以來的官方主導思想。但自查韋斯於2013年去世后，查韋斯主義在委內瑞拉的地位開始受到嚴峻考驗，委內瑞拉隨即面臨了政治經濟的雙重危機。現今許多對委內瑞拉危機的分析集中在對委內瑞拉政府的應對措施，被查韋斯主義所主導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簡稱PSUV）過去政策所埋下的隱患，以及國際形勢和西方制裁對委內瑞拉的影響。而在前爵碩大學（Drexel University）副教授喬治·西卡里洛·馬赫（George Ciccariello-Maher）對曾在馬杜洛內閣中擔任文化部長的委內瑞拉社會學家雷納爾多·伊圖里薩（Reinaldo Iturriza）的採訪中，伊圖里薩以查韋斯主義的視角來分析了委內瑞拉當前的局勢。伊圖里薩首先分析了查韋斯主義的本質，以及其在委內瑞拉現代史中所佔有的地位，並勾勒出查韋斯主義的不足和委內瑞拉危機之間的聯繫。隨后，伊圖里薩從查韋斯主義的視角發表批評，並駁斥了反查韋斯陣營及其支持者的立場和行為。最后，伊圖里薩展望了查韋斯主義作為進一步推動委內瑞拉民主化力量的未來。本採訪原於2月3日發表於新左翼評析（New Left Review） 所屬的博客性媒體 Sidecar。

2017年7月28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委內瑞拉紀念前總統烏戈·查韋斯誕辰63周年。

馬赫：在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中，基層羣眾的力量（popular power），或是通常所説的制憲權（constituent power）所扮演的角色通常不是被誤解，就是被忽略。您如何理解基層羣眾運動在委內瑞拉近期歷史中的地位？伊圖里薩：對查韋斯主義的大眾主體化（popular 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的分析仍然不足。對查韋斯主義的研究，幾乎總是圍繞着查韋斯個人，而成就他的獨特的歷史形式卻僅僅被當作背景資料。在種種因素里，人民羣眾（popular subject）所帶來的影響力尤其值得研究，因為沒有前者，就沒有查韋斯。當年的加拉加斯大騷亂（Caracazo）中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這是一場源於市井的叛亂，許多人現在將其視作玻利瓦爾進程的近似起源。我堅信，對查韋斯主義的普遍誤解與無法理解這場人民的起義有着直接關聯。雖然這麼説會引起不適，但我們不能忘記當年的那些示威者們一開始是被左右兩派的分析家所妖魔化的。加拉加斯大騷亂，一場源於人們需要掠奪生活必需品的食物暴動，在當時充其量也只是被當作一場政治風暴前的雷鳴。但在我看來，過去發生的事情是對現狀的普遍挑戰——它設法讓國家注意到這一點。

在加拉加斯大騷亂后，一切都變了。今天我們可以全心全意去肯定，我們當時的直觀感覺：這只是時間和力量的問題。我們只需要一個政治工具，能夠將大多數人對制度的拒絕轉化為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而查韋斯主義就是這個方案。

馬赫：差不多十年前，當你擔任人民社區和社會保護部部長（Ministerio del Poder Popular para las Comunas y Protección Social）時，我們曾經討論過查韋斯主義和統一社會主義黨的內部民主，以及包括領導階級和貧民區（barrios）的關係對於玻利瓦爾革命的威脅。當時，您認為單純地將人民視作政府受益者的政治邏輯需要被摒棄。您認為這套邏輯現在是否還存在，是否得到了加深？伊圖里薩：這種政治邏輯，我們可以稱之為代表制，庇護制（clientelistic）的福利邏輯已經獲得了比我們想象要更多的基礎。在最近的五年里，委內瑞拉人民經歷了工資貶值，高通貨膨脹；后者在2017年末，轉化爲了惡性通貨膨脹。這些都對社會紐帶產生了破壞性影響。自2014年以來，我們經歷了消費品短缺；各類商業機構門前都排起了長長的隊伍。人們試圖囤積必需品，又往往一無所獲的徒勞，這種屈辱在委內瑞拉社會已經成爲了常態。在這一切之中，又出現了接連不斷的反查韋斯暴力浪潮：首先是2014年，然后在2017年，委內瑞拉被推到了內戰的邊緣，最后是2019年，一名被美國所支持的不知名議員自稱為「臨時總統」。

在這些事件的背景下，出現了我稱之為對反查韋斯運動的人道主義化（humanitarianisation of anti-Chavista）：將大多數羣眾的物質和精神匱乏歸結為一場「人道主義危機」；被「受害者」形象所籠罩的人民，其困境只能通過人道主義干涉來解決。這種所謂的人道主義的結果是將人民非人化；人民在這種情況下被降低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説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其生存完全依賴外界的幫助。但是，查韋斯主義並沒有像我認為的那樣，通過創造條件來幫助表達人民力量，從而對抗此類人道主義話術。相反，弱勢羣體需要政府「保護」的觀念根深蒂固。這非常諷刺，因為現實與這恰恰相反：這幾年來，多數羣眾決定保護他們依舊承認的政府，儘管它犯下了很多錯誤。

馬赫：委內瑞拉於2012年起前后經歷了三重危機：一是源於匯率的經濟危機，它迅速使整個經濟陷入混亂；二是2013年查韋斯去世引發的領導層危機；以及玻利瓦爾革命的敵人爲了結束參與式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所發動的內部和外部侵略。您如何看待過去的十年？伊圖里薩：我首先想説，總體而言，左翼迄今為止並沒有做足夠的工作。很多時候，半真半假的事實被反覆重複，而對事務的具體解釋——尤其是那些與經濟形勢有關的事務的解釋，被系統地隱藏了起來。在我看來，近年來的經歷產生了一種解釋性衝擊。其中的一種表現是，在查韋斯之后，我們完全迷失了方向；查韋斯的政治精英階層背叛了革命綱領，目前的危機就是這種背叛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在我看來，這種敍述既簡化了事實，又有道德説教傾向。不用説，當一個人指責整個政治階層叛國，並試圖根據這一指責來解釋一切時，這類人並沒有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那樣，採用嚴謹的分析來解釋問題。

確實，查韋斯的死促使了政府內部派系的重組。一部分人試圖保衞「祖國計劃」（Plane de la Patria）和「玻利瓦爾憲法」中提出的玻利瓦爾革命綱領，而另外一些人則想要「金盆洗手」。因此纔會導致互相矛盾的政策的產生。然而，這些矛盾並非是憑空出現的，其出現的原因也不僅僅是因為無能或低效；這些矛盾根源於查韋斯主義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政治鬥爭。

爲了充分解釋這種轉變，我們需要清楚地分析關於查韋斯死后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的內部分裂是如何產生的。而這又需要我們對自玻利瓦爾革命后的委內瑞拉的階級構成產生的變化有足夠的瞭解。讓我們把「工人階級不再代表政府政策的重心」作為前提，並且這個中心已經被轉移到了國內外的資產階級的部門身上。

那麼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解決：這個中心是什麼時候開始轉移的？促成這個轉移的轉折點是什麼？什麼樣的媒介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從一個歷史時刻到另一個歷史時刻的轉變？同樣的，如果我們承認在2015年底，歷史上的查韋斯陣營開始解體，國內開始經歷葛蘭西式的權威危機，那麼就有必要解釋這些事情為什麼能夠發生？這種危機以何種形式被表現出來？以及它帶來了怎樣的政治影響？對馬杜羅任期的全面評估必須堅守政治和學術誠信，並回答前面提到的所有問題。

馬赫：在本世紀，拉丁美洲有許多關於參與式社會主義的討論。但只有委內瑞拉經歷了建設新社會的系統過程，從2006年社區理事會（communal councils）開始，到2009年人民經濟公社的成立。這種公社的現狀如何？它是如何與委內瑞拉麪臨的三重危機相互影響的呢？伊圖里薩：社區理事會和公社都是為一個建立更加民主的社會奠定了基礎。這些組織得以倖存，並獲得全國數千名工人階級的擁護，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勝利，儘管這些組織目前可能已經枯竭。

然而，委內瑞拉的經濟衰退無一例外導致了民眾遠離政治。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這個背景下收縮了。隨着危機的惡化，公社里的許多人改變了他們的優先事項：他們不得不把日常生活中的物質現實放在首位。同時，政府對這些組織的支持也日益減少。國家官員認為，在這種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投入建立人民力量和意志是浪費時間。在他們看來，贊助和庇護式的政治更加容易，即使這意味着破壞革命的社會基礎。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2017年的某個時候，政府發佈了一項指令，規定社區理事會的成員不再按法律規定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而是直接由黨親自挑選。如果這真的得到實行，就意味着社區實驗徹底歸零。事實上，在民眾組織遭到明顯削弱的地區，這就是結果。但值得慶幸的是，這條政令在很多地方遭到抵制，原來的社區領導體制被保留了下來。

我仍然堅信，社區領導是革命進程的真正先鋒。任何國家重建計劃都必須認真對待公共空間。后者必然涉及加強人民對社會財產的信心。20年前，我們甚至無法提出這樣的問題。

馬赫：統一社會主義黨成立之時，它承諾自己將成為世界上最民主的政黨。但失望很快接踵而至。當基層人民反對親政府候選人時，許多人通過政府令被任命。之后的幾年里，該黨不再是民主辯論的論壇，而成爲了精英內部權力鬥爭的平臺。然而，最近埃爾梅薩爾公社（El Maizal Commune）的發言人安傑爾·普拉多（Ángel Prado）在激烈的黨內初選中獲勝，成爲了統一社會主義黨所推出的拉臘州（Lara State）西蒙普拉納斯市（Simón Planas municipality）市長候補，而普拉多也在去年11月21日的委內瑞拉地方選舉中正式贏下西蒙普拉納斯市市長一席。這次勝利有着怎樣的重要意義？您又如何看待PSUV內部的民主現狀？伊圖里薩：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樣，在民眾遠離政治以后，查韋斯主義在2015年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被擊敗。在經歷了失敗之后，查韋斯派的領導者們越來越傾向於庇護式的政治，並將其作為競選策略使用。然而，與一些統一社會主義黨政客所聲稱的恰恰相反，這一舉動常常引起民眾的強烈抵制。認為能夠通過收買選民支持的方法贏下選舉是對人民的大不敬，他們也明確知道這一點。因此，只有在很大一部分人不投票的情況下，政府的這種做法才能獲得勝利。出於一些難以理解的原因，這正是大多數反查韋斯主義政黨在2015年獲勝后採取的策略：即讓選民棄權。這些美國的棋子們通過拒絕參與選舉來破壞委內瑞拉政府的合法性，但最終還是適得其反。

安傑爾·普拉多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有以下原因。第一，這表明了儘管面臨重重困難，委內瑞拉的人民組織 （popular machinery）仍然可以打敗官僚主義庇護式的機關。畢竟，正是前者保證了查韋斯一次又一次的選舉勝利，以及馬杜羅的首次勝利。2021年8月8日，統一社會主義黨的公開初選期間，那些控制西蒙普拉納斯市官僚機關的羣體，一個聚集在即將離任市長身邊的派系，試圖剝奪大多數選民的選舉權。他們首先通過隨意分配食品、藥品、燃料、電器和金錢，試圖操縱選民。但同時他們也訴諸暴力，試圖恐嚇那些支持來自公社的候選者的選民。8月7日晚上，當地發生了第一起人身攻擊，這些暴力活動在整個選舉日當天持續發生。最后，由於官僚機關控制了投票站，他們試圖通過放慢投票進程來壓制投票率。許多人在等了數小時后筋疲力盡，沒能投票就回家了。但是，儘管存在着這樣的情況，普拉多同志還是贏下了47.9%的選票，以近10%的優勢擊敗了他的對手。

那麼，如何解釋了普拉多那驚人的勝利？一方面，他是埃爾梅薩爾公社象徵性的領袖，並在其成員中擁有巨大的道德權威。他優先考慮與人民的直接接觸：在競選中，他幾乎造訪了城市的每個角落，與選民交談；並做到了最重要的一點：傾聽他們的意見（而黨內的大部分領導層早已從該地區消失了）。他的競選活動紀律嚴明，組織有序。因為這場競選活動相信它代表了多數人的意見，所以它能夠抵禦官僚的不民主策略，但這場競選活動無意與之對抗或對其進行挑釁。因此，可以説西蒙普拉納斯市在小範圍內代表了「一種幾乎可以在整個委內瑞拉都能發現的現象」：有效地組織反對統一社會主義黨內部的精英。普拉多的當選表明，這個新階級是可以被打敗的；我希望這個新階級的徹底覆滅能夠使玻利瓦爾革命恢復失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