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手機：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

（本文作者李偉，長江商學院亞洲市場副院長、經濟學教授）

近年來中國在新能源車、光伏等領域快速崛起，具備了全球競爭力，但也引出了一系列的爭議和話題，比如在發展這樣的新興戰略產業時，政府究竟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政府和市場誰更應該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上述產業目前的競爭格局是否屬於過度競爭和「內卷」？高度的競爭會給我們帶來什麼？高度競爭過后未來的走向和趨勢又將是怎樣的？

單純地理論解釋和預測或許有些蒼白且缺乏説服力，倒不如真實的案例來得更有啓發性。事實上，中國手機業近30年發展走過的道路，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上述問題極佳的參考範本。

筆者將分上下兩篇文章，在回顧中國手機業發展歷程的同時，嘗試探索上述問題的答案。本篇我們討論的焦點是在政府和市場與中國手機業發展間的關係，下篇我們將重點關注高度的市場競爭會帶來哪些效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我們身邊過去常見的低價手機好像不知不覺間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除了「例行公事」每年一更的蘋果手機外，是大量不斷推陳出新、外型功能與性能兼具但價格也節節攀升的國產品牌手機。

除了個人體感，更多的數據也在提供佐證。中國信通院發佈的數據顯示，2023年國內市場手機總體出貨量累計2.89億部，同比增長6.5%，其中，智能手機出貨量2.76億部，佔同期手機出貨量的95.6%；國產品牌手機出貨量累計2.31億部，佔同期手機出貨量的79.9%。

很明顯，國產智能手機的銷量佔據了中國手機市場的絕對主導地位。

市場調研機構「GfK中國」的數據則顯示，中國手機市場的均價也在不斷攀升，從2019年的2685 元持續增長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3480 元。

一方面，中國手機廠商在不斷向高端挺進，動輒上萬元的摺疊屏手機和高端拍照手機層出不窮；另一方面，中國手機廠商的市場佔有率和全球競爭力也在不斷提高。

IDC的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市場前五大智能手機廠商除了蘋果（市場佔有率17.3%），其余均為中國企業——榮耀（17.1%）、OPPO（16.7%）、VIVO（16.5%）、小米（13.2%）；而全球市場的銷量前五中，除了蘋果（20.1%）和三星（19.4%），另外三席都是中國企業：小米（12.5%）、OPPO（8.8%）、傳音（8.1%）。

華為因為受到芯片斷供的影響，手機業務沉寂了三年，但2023年華為依靠自研的芯片捲土重來。根據IDC的數據，2024年上半年華為手機出貨量以17.5%的市場份額再次成為中國智能手機市場的第一。

很明顯，中國手機業已在國內外紮下了根，並有着強大的競爭力。那麼這樣的競爭力是如何獲得的呢？

通過回顧過去三十年中國手機產業的發展脈絡，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而這對我們分析近年來爭議很大的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在發展新興戰略產業時政府究竟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會有一定的啓發意義。

01

從「引進來」進步

很多人都知道世界上第一部電話是由貝爾在1876年發明的，而世界上第一部無線電話即現代意義上的手機發明時間則晚了近100年，是由被《經濟學人》雜誌譽為「手機之父」的摩托羅拉公司通信系統部門負責人、美國人馬丁·庫伯（Martin Cooper）在1973年發明的。

十年之后，即1983年摩托羅拉將世界上第一款正式的手機產品DynaTAC 8000x投放市場並很快傳入了香港，當時這款手機的售價高達4000美元，極其昂貴的價格加上有限的銷售渠道，使普通人對之可望而不可及。

手機正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是在1987年，當年11月廣東要舉行第六屆全運會，爲了與港澳地區移動通信接軌，廣東率先開通了全國第一個移動通信網，也就是1G網絡，瑞典電信巨頭愛立信承接了項目建設。

在這樣的網絡覆蓋下，手機纔有了真正的使用價值，而不只是拿來炫耀的「磚頭」。很快中國大陸市場第一款手機出現了，即Moto 3200，尊稱「大哥大」。這款手機的定價高得令人咋舌，達到了2萬元人民幣。

1994年中國第一個GSM通信網絡落地，2G時代正式來臨。1995年愛立信GH337成為第一款進入中國大陸的GSM手機，這款重量只有220克的手機小巧好用，不像「大哥大」那麼笨重，一時間受到極大的追捧，到1998年時愛立信已經佔據了中國40%的市場份額。

當時，愛立信、諾基亞、摩托羅拉憑藉各自的優勢產品，共佔據了中國手機市場80%的份額，剩余的份額則由索尼、阿爾卡特、西門子和飛利浦等品牌瓜分。

到了2000年底，中國手機市場已經達到了年銷售8000萬部的規模，儘管少數國產品牌也生產出GSM手機，比如科健和東信集團（由中國郵電工業總公司旗下全資子公司杭州通信設備廠改組而來），但從市場份額和總體競爭力來看，國產手機品牌仍處於較為弱小的狀態。

這個階段可以説是中國手機產業發展的萌芽階段，政府在敞開國門引入外國手機廠商以及積極支持通信網絡建設方面發揮了不少的作用，如果沒有這樣的「引進來」和基礎設施建設，或許我們的手機產業起步還要更晚一些。

此外，中國發展手機業還有一個有利的客觀因素，即與發達國家很早就普及了座機不同，中國的固定電話初裝費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還非常昂貴，統計數據顯示，1995年中國的固定電話普及率僅為1.1%。這一看似不利的因素卻為中國越過固話時代，直接進入移動通信時代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02

華強北與山寨機

在中國手機產業的發展歷程中，深圳華強北扮演着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華強北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熱鬧而嘈雜的電子交易市場，是市場力量的集中體現，但你可能想象不到這個市場早期竟是在政府的推動下建立起來的。甚至可以説，沒有政府就沒有今天的華強北。

1985年，原電子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馬福元出任深圳電子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將深圳100多家中小型電子企業聯合起來，在1988年組建了賽格集團。

該集團很快發現，在深圳生產電子產品的突出問題是元器件供應鏈配套差，爲了一些小的元器件，企業常常要跑到上海、北京等地採購，來回折騰、成本很高。同時還有很多元器件國內壓根不能生產，需要依賴進口，進口又需要大量審批程序，這嚴重阻礙了深圳電子業的發展。

最終在多方的努力和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3月佔地面積1400平方米的賽格電子市場開業，這是中國第一家專注電子產品的專業市場。

當時賽格電子配套市場有160多家國內廠商和10多家港商，很多都是「一米櫃檯」的規模，以自營自銷、聯營代銷的方式經營。買家不僅能採購到自己急需的元器件，還能瞭解市場最新的發展動態。

1998年華強電子世界開業，更是打破了賽格一家獨大的局面。上世紀90年代末，華強北商圈日均客流量達50萬到80萬人次，年營業額近300億元。華強北逐步成為中國南方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及批發零售中心。

2000年前后，在華強北做生意的商人開始倒賣香港來的手機水貨，因為是全球的新款機，在國內還沒上市，所以這些手機的銷路非常好。

更大的機會還在后面。2000年代初期，中國臺灣廠商聯發科突破諾基亞、摩托羅拉和高通等通訊巨頭的壟斷，推出集合通話與多媒體功能的集成式手機基帶芯片，很快又發明「交鑰匙」方案：除了提供處理器和基帶芯片，聯發科還整合了WiFi、GPS、和藍牙等功能模塊，甚至連使用這些功能的應用也幫廠商做了。

聯發科以創新的商業模式殺入手機供應鏈的上游，直接把製造手機的門檻大幅降低。華強北的老闆們連夜趕製手機，成本不過幾百元，但因為當時政府對手機制造實行牌照管制，這些沒有手機牌照的生產商就統一在手機上刻上了「Made in SZ」，SZ本意是「深圳」，但因為諧音被人戲稱為「山寨」，后來「山寨機」的叫法也就傳開了。

繁榮時期，每年超千款山寨機在華強北誕生。這些不知名的手機制造商也在這個過程中，學會了「複製、改進、創新」的生產方式，並且深入瞭解了用户需求。

從這個角度看，華強北對於中國手機行業后來的強勢崛起，起到了孵化的作用。

2007年10月12日，國務院取消了對國家特殊規定的移動通信系統及終端等生產項目的核準，手機制造的牌照制度徹底結束，華強北當年製造山寨機的廠商中的佼佼者們由此也有了更正式的身份。

那些當年的正規軍儘管早早拿到了牌照，卻在2000年初就開始受到外資品牌「價格戰」的打壓，只能以低價搶市場，生產的大部分是1000元到2000元的手機。而外資品牌尤其是后來居上的蘋果和三星憑藉着智能手機，猛烈地搶佔中國市場。

2010年中國市場在售品牌大約200個，其中國外品牌只有12個，但它們卻佔據了市場49.7%的份額，而聯想、華為、中興等180家國產手機品牌銷量合計不到10%，其余的都是山寨機。

此時，中國的手機用户已經達到8.59億户，蛋糕變得越來越大。2011年到2013年間，華為、中興通訊、聯想等品牌開始崛起，加入了中國手機銷量的前五名之列。

從上述發展歷程看，在中國手機產業做好了最初的準備后，越來越多的本土廠商開始下場。

此前政府建設的電子配套市場對中國手機產業的發展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不要小看這些山寨機的生產者，他們實際上是當時的模仿者及未來的創新者，我們如果研究全球的產業發展史和創新歷史，就會發現絕大部分創新都是從模仿開始的。

而對於用手機拍照限制參與者的數量和質量的問題，筆者認為並非一個良好的選項，因為政府在最初其實很難預測誰未來會成為更有效率的競爭者，將選擇權交給市場，從效率和效果來看是更佳的選項，這一點我們在下篇探討市場競爭時會進一步展開。

03

有效市場+有為政府

很快有一個巨大的新蛋糕擺在了中國手機廠商的面前。2012年，3G網絡開始普及與推廣，三大移動運營商爲了吸引和留住用户，紛紛採取了「激進」的補貼政策，以合約機的形式搶佔市場。

千元左右的低端機最受運營商喜愛，也是大額補貼的最大獲益者，以「中華酷聯」（中興、華為、酷派、聯想）為代表的中國品牌廠商也紛紛集聚於此。

當時運營商渠道佔到了整個市場渠道的五成以上，又有豐厚的補貼，對於手機廠商來説是很舒服的賺錢方式，但這也存在極大的隱患，即廠商可能沉迷於低端機的市場，而放棄了向中高端手機市場努力的動力。

果然，運營商的補貼很快出現了退潮。2014年國資委要求三大運營商在3年內大幅削減營銷費用，運營商因此開始大規模收縮補貼。

國資委的這一政策從今天來看，其實是有利於中國手機產業健康發展的，因為這逼着廠商們為博得消費者的芳心而在創新和產品升級上下功夫。

在運營商補貼退潮后，「中華酷聯」中的中興、酷派和聯想逐步退出了中國手機的第一梯隊，轉戰海外市場或逐漸銷聲匿跡，只有提前佈局技術和高端市場的華為不僅在激烈競爭的中國市場活下來了，而且活得更好了。

此外，深圳近年來還涌現出了榮耀、OPPO、VIVO、傳音等全球領先的競爭者。

為什麼深圳在中國的手機產業會有如此大的集聚效應呢？筆者認為這與政府和市場共同構建的高效的手機產業鏈密切相關。

手機尤其是智能手機迭代速度非常快，因此供應鏈的反應速度對於生產廠商來説非常重要。

在深圳，廠商甚至個人如果想要定製一款新手機，只要把功能和外型訴求説清楚，立馬就有人能把電路圖設計出來，幾天內就能拿到樣機，並迅速形成標準化生產能力，隨時銷往國內外市場。

在深圳一部手機95%的零部件都可以在1小時通勤圈內配齊；在深圳只需要2天就能篩選到400種手機零部件，而在美國硅谷，至少要花兩個月。

統計數字顯示，2015年，深圳手機品牌佔全球手機品牌總數的90%，方案設計商的70%；配件商的90%也都在深圳，零部件配套率達到99%。

深圳之所以能建成如此完備高效的手機產業鏈，除了長期的積累，政府早期在土地税收方面的優惠政策及積極支持和推動，以及產業鏈本身的集聚效應都功不可沒。

當然隨着深圳土地價格的走高，手機的生產製造已經逐步搬遷至成本更便宜的東莞和惠州等地，但深圳在手機產業鏈上核心地位依然沒有動搖，並進一步向產業鏈更高端的部分邁進。

手機是當代消費電子產品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各國都想發展自己的手機業務，但能成功的卻寥寥無幾。早期中國的手機市場也是外資廠商一統天下，現在國產手機不但在國內成爲了市場的主導力量，在國際市場上更是大殺四方。

在大約30年的發展中，中國手機市場在國內外成功地實現了崛起，這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產業的崛起到底是市場競爭所致，還是政府扶持的結果？

我們經常説要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觀點，問題在於什麼纔是有效市場？什麼纔是有為政府？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協調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筆者認為中國手機業的崛起再次印證了那句老話的正確——政府搭台，企業唱戲。

在行業發展的早期，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對行業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這點在華強北的發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外政府積極推動電信網絡的建設和迭代也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提供了保障。

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對行業發展起到了負面的效果，例如政府曾對手機制造實行牌照管理，這減少了競爭，不利於技術發展和高效企業的成長，好在政府后來取消了牌照政策。

從結果來看，中國手機業的崛起主要是市場競爭，尤其是民營企業市場競爭所鑄就的，這點從國產手機崛起的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實際上，無論是國內外的經驗，還是經濟學的原理，都證明在絕大多數的行業中，開放和競爭纔是正確的發展道路，而民營企業往往會在這方面發揮主導性的作用。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凡是那些對民營企業開放，市場競爭激烈的行業，其競爭力就很強，效率也很高；在那些高度管制下的行業，競爭力和效率往往會乏善可陳。

現在中國經濟正處於新一輪的產業轉型中，內外壓力巨大，但只要我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相信中國經濟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或許這就是中國手機業給我們留下的最發人深省之處。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